“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的取向，要保持这个定力。”央行行长易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9月24日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是适度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也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这一表态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实际上，今年以来，国内市场的降息预期一直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国际上几家主要央行转向“鸽派”，再次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而中国是否会跟进一直备受关注。

但是，降息就是“万灵药”吗？降息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对于美联储近期连续两次降息，国际上已有颇多质疑之声。美国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抨击美联储，该行警告称“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导致各种资产类别的扭曲”；更糟糕的是“它还阻止了正常的经济调整/更新机制，例如维持了通常会破产的经济参与者”，即数量创纪录的“僵尸企业”。此外，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使得各国央行更难像2018年那样将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国银行称：“我们担心，这种动态可能最终导致‘量化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将重新关注债务上升和全球增长乏力问题，这很可能导致波动性大幅上升。”

应当看到，各国这一轮降息并非货币政策的趋势性调整，而更像是压力下的应激反应。但是，根本性制约因素——新动能的培育、贸易摩擦的缓解等却难有实质性改变。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放松的实际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如果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放松政策，无疑是浪费宝贵的政策“弹药”，让后续调控空间进一步收缩。

对于中国而言，保持定力并不容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可谓是近两年来最为迫切的社会、经济、民生目标之一，降息看似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案。但是，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要警惕货币政策放松后对资产价格的支撑大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问题，要预防形成新的泡沫。

保持政策定力，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比起“一降了之”，中国则把更大期待放在改革上。

对于金融业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冲刺阶段。为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8月17日，央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目前，新机制下LPR两次报价结果显示，与此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相比，LPR相同期限的定价基准利率小幅下行。寻求市场化的解决方案，而非计划式、命令式的管理，是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方向。

从更大范围来看，过去几年内，普惠金融相关政策均有力推动了融资成本下降。央行创新推出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结合结构性降准、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三农”的特色贷款等政策，尝试在“大水漫灌”与“融资难融资贵困境”两难中找到解决方案。尤其是今年以来，随着对资金违规流入楼市查处措施的升级，决策层坚决遏制新一轮“资产泡沫”风险的决心可见一斑。

当然，更为核心的还是实体经济的优化改革。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实质性发展的动力唯有改革创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把创新发展落到实处，培育更丰富、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才能让金融、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正如易纲所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也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了充足的空间。现阶段保持政策定力是更好的蓄力，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正常货币政策区间将是我们应对潜在风险的“弹药”，是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开放的有利条件，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加老百姓福祉的强有力保障。